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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家私黄华坤:从辍学少年到家具行业领军人

来源:中国家具网  发布时间:2016-01-11 10:00:52 浏览量:1272

从辍学少年到家具行业领军人

黄华坤:因逢深圳 绝地重生

这是一部少年派的时代漂流。30年前,山村少年黄腾新为了来到深圳,改名“黄华坤”。来到深圳后,饿过肚子,做过苦力,下过岗,后又遭遇火灾烧掉全部身家,生活好转后母亲却走失至今未归……时代的风云诡异和生活的艰难困苦每一次几乎把他打垮时,他却凭着惊人的毅力又一次次绝地逢生。他说,这就是深圳,一个只要你努力就能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城市。

读书无望学手艺

我老家在福建泉州南安市一个丘陵地带的小山村,地少人多,靠天吃饭,一年里好长时间都吃不饱饭。所以我们那里有很多移民,他们不是要出去赚钱,而是要出去找饭吃。从祖父到我父亲这一代,家里都比较穷苦。我有6个兄弟姊妹,我排行老小,到我读书的时候大哥当完兵回来,二哥去了香港,家境已有改善,在当地算得上中上水平。所以大家都希望我好好读书,通过读书来改变命运。

但我的学习成绩却很不好,英语、数学经常考二三十分。当时家里给我买了村里唯一一辆凤凰牌双杠自行车,但我却骑着不自在;有时亲戚从香港或南洋回来会带些很光鲜的衣服给我穿,但我穿着却很不是滋味。这种状态让我很难受,又不好跟家里说,性格渐渐变得很孤僻。1983年,读到初三,我觉得通过读书来“出人头地”的希望越来越渺茫,然后就决定不念书了。

当时我们村里有一些通过读书到城里找到工作的人,逢年过节回来,大家都特别羡慕他们。所以当时我最大的理想也是去南洋或香港,但是这种机会不是每个人都有,于是我就退而求其次,去学一门手艺。

开始家里很希望我去跟大姐夫学石匠,但没学几天我就放弃了,然后去一个林场里做测量工。那时,福建龙岩地区的漳平县有很多大山,里面有很多林场的木头要从山上运下来,要开山路,需要测量工,我就随一个亲戚去了。那时是夏天,我们每天早上很早起来,带着干粮就进大山。山里蚊子特别多,而且还有毒蛇,所以那是一段非常艰苦的经历。记得那时我一个月30块钱工资,可刚从学校出来就有这样一份工作,而且回家还穿着牛仔布工作服,还是很有荣耀感。然而,3个月后开路测量完了,我就失业了。 

为到深圳改名字

1984年,家里有人到深圳,知道有个特区,还靠近香港。然后,我就想来深圳找份工作。

当时来深圳,必须要办边防证。办理程序是深圳这边的工厂先发一个邀请函,然后才能去县公安局办理。当时我父亲一个朋友有机会,但他决定不来了,于是就给我办了。

因为办边防证,我的名字给改了——我以前叫黄腾新,但边防证的名字叫黄华坤。当时边防证不需要核对身份证,所以就顺利过关了,后来我用边防证去工厂登记,办理相关手续,于是“黄华坤”这个名字就叫开了,我也就没有再去改回原来的名字。

1984年春,家里给我了七八十块钱,我就带着这个边防证跟另外一个表哥,一路颠簸坐了两天面包车,一起到了深圳。当时唯一的希望是香港的亲戚能给我们找一份工作。

我和表哥住在笋岗的田心村铁路边一个农民的出租屋里,也希望通过附近的老乡能找到一份工作。当时和平路上有个侨社,很多香港人回老家要到这里坐大巴,于是有老乡在那里拉客,就是通过帮人找大巴车赚一些介绍费。我们就去找他们,但是别人都讲粤语,从福建的农村出来的我和表哥听不懂,交流很困难。

那时候生活很苦,我和表哥去东门老街买煤油炉,回来熬白粥喝,然后吃一些从家里带来的麦糊(用面粉、花生粉、花生油混合而成的干粮)。有时香港的亲戚过来会给一些零花钱,所以偶尔也会买些饼干、公仔面来吃。

最困难的还不是这些,而是我们不敢出门,害怕查户口。改革开放初期,因害怕太多三无人员会造成社会混乱,街上经常有查户口的。一旦发现你是三无人员,就要被遣送回去。那时候的遣送不是说直接把你送回老家了,而是要在沿途很多农场干活,比如要回泉州,可能要先到汕头干几天活,再到漳州干几天活,这样沿途边干活边走。我们来一趟不容易,如果被遣送回去,回到老家是很不光彩的。因此,我们一直都提心吊胆的,白天晚上都不敢随便出门。

一个多月后,香港的亲戚托朋友的朋友介绍我们到黄贝岭一个香港老板办的来料加工厂——湖宝傢俬厂工作。

刚入工厂被裁员

这个工厂大概有七八十个人,基本都是香港人或广东人,只有我和表哥是福建人。我们被安排到木工车间,很多活都需要有人带,否则你再聪明勤快也没有用武之地。

因为淡季,我们进厂后不到10天,就赶上工厂裁员,我和表哥很不幸地被裁掉了。几天后,表哥就回老家了。但我不敢回去,费了千辛万苦才到深圳,回去父母肯定会骂我,所以就留了下来。

那时香港工厂管理还比较粗放,虽然不在那里上班,我还可以住在宿舍里。但吃饭成了大难题。我被炒了鱿鱼,不敢出去跟大家一起吃饭,只能等人家吃完了,我再出去吃点人家的剩饭剩菜。

我和表哥被炒的主要原因是语言交流问题。为了能在深圳站稳脚跟,那段时间我在宿舍努力学习粤语,希望有机会请求老板再给我一次机会。那时香港老板根本不把我们内地打工仔放在眼里,我们看到他一般也不敢跟他打招呼,不跟他说话。那时,湖宝傢俬厂有4个老板,其中一个胖胖的比较面善,我就想等他一个人在办公室的时候去找他。果真被我抓到一个机会,我就主动上去用很生硬的广东话跟他说,现在生意比较好了,能不能让我重新回去工作。他可能看我比较可怜,也比较诚恳,就答应了。 

2000年,时任轻工业部副部长陈善梅在副市长王穗明陪同下参观左右家私展位。

卖力工作露头角

老板将我安排到沙发车间,沙发车间的工作是将一楼开好的木料、钉好的木架搬到二楼,并剪裁布料、包沙发。我就负责搬木架,然后做一些钉铁钉、弹簧、麻布等基础工作。这份工作来之不易,于是我很勤快,也很细致。

我们要将钉好的木架送到下一道工序的师傅那里包扎。我的一些伙伴通常送完就跑到一边休息,但我会主动留下来给师傅帮忙,看他们怎么做的。一来二去,他们也比较喜欢我,慢慢地我对做沙发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一个很粗糙的木架,经过几道工序,师傅一包扎,就变成了一张美观的沙发,让我觉得很神奇,很有成就感。

为了有更多机会去跟着师傅学习,我自己的活干得特别快,比如一张三座位的木架,别人可能要两人抬,我就一个人扛上去,从一楼扛到二楼。有一次,我们另外一个老板看到我扛木架特别卖力,拍了拍我肩膀,问我叫什么名字,他就这样记住了我。

大概一年后,这个老板再另外成立一个专门做沙发床的小车间时,就叫我过去和他弟弟一起负责。从那时起,我才真正开始跟着师傅学做沙发,从头到尾整一套工序都学。一张沙发很大部分都是手工完成的,对制作技术还是有很高的要求,学习的时候经常要反复做很多次才能成功。

1986年,我已经差不多学会了整套沙发制作技术,而且我也越来越喜欢这份工作,觉得它很有技术挑战性,充满了艺术创造的魔力,也坚定了我可以留在深圳实现“出人头地”梦想的信心。

下岗后自己创业

1986年,湖宝傢俬厂的四个老板因合作不是很好,决定要把工厂卖掉,原来的人要全部换掉。当时工厂里有个老乡叫黄秋水,他性格外向,胆子大,有上进心。我和他住在一个宿舍,经常会聊天到深夜,聊着聊着,我们就合计着自己干,我有技术做沙发,他有门路会卖沙发。一拍即合,我们就将失业变成了创业。但接下来,面临着如何办执照、哪里找场地、资金筹集、原材料的采购等一系列问题。

我们俩都是外地人,没有深圳户口,办不了个体户营业执照,没有厂房,怎么解决?当时我们那个工厂有个姓庄的师傅,他家几个兄弟在竹子林那边租了一块地建了个华丽傢俬装饰厂。我们就去找他,让他租个小地方给我们,就他工人住的一个宿舍,大概二十多平方米。然后,我们没有营业执照,就挂靠他们。我们卖一套沙发,找他开一张发票,发票税点应该是4~5个点,但我们给他8个点的钱。

然后是资金问题。我们合计了下,每个人最少要拿出8000块钱出来。那时我才19岁,在湖宝傢俬厂工作时每月100块钱工资,手里拿不出来这么多钱,怎么办呢?我回家找父亲,让他帮我在信用社贷8000块钱。记得父亲问我,这8000块钱如果赔了怎么办?我很有信心地说,如果亏了我就去打工做牛做马来还。这8000块钱是一年期,利息好像是2~3厘,第二年我真的就把这个钱给还上了。

那时的商品市场不像现在这么透明,尽管我已从事沙发生产两年了,但根本不知道木头、海绵、胶水在哪里买的。为了找到原材料的采购渠道,我和拍档四处找人塞钱买信息,找供应商,找大商场,开始挂靠商场进行销售。

当时我们很多材料都是从香港买回来的,布料是拍档的叔叔从香港用行李包背过来的。所以,我从一开始在质量方面就要求比较高。那时我们做得挺好的,但地方太小,而且长期挂靠别人没有安全感,做了一年后开始想到要转变。

1987年,我们就在水贝村茂名大厦附近租了一块几百平方米的地皮,租金很便宜,好像是1块钱每平方米。我们建了宽敞的厂房,开始了以厂为家的生活。 

一场大火烧精光

扩建没多久,拍档想去厦门开分厂,但我觉得深圳都还没扎下根,开分厂会分散精力。意见出现分歧,后来就干脆分家。

1987年,我们通过抽签的方式分了——这个厂归我,我给他钱。分家以后,很多家乡的人过来工作,到1989年工厂已有30多个工人。厂房开始不够用,于是我就请来工程队扩建厂房。当时为节省空间,我的海绵都放在工厂上面的阁楼里。工程队扩建厂房依旧是铁皮房,需要焊接,他们烧焊时不小心将火花溅到了海绵上,整个工厂就燃起来了。

我清楚记得那天是1989年3月26日,早晨八九点钟,我和太太去火车站接她一个香港的亲戚。回来时看到工厂附近有消防车和救护车,瞬间我就腿软了,知道大事不好。走近一看,整个工厂烧得一片精光,所幸的是白天,30多个工人都跑出来了,没有人员伤亡。

一个小火花让我除了身上的衣服和商场未结的一点点代销款,什么都没了。我整整几天几夜吃不下饭,非常痛苦。但我还有30多个工人,我要对他们负责,于是就安慰自己、也安慰工人,我们从头再来。

后来,我就去找给我租地的张伟民,他是当地人,又是水贝村企业办的主任。当时他们企业办下面的很多分厂都是承包出去的,比较难控制风险,他人比较正直,不想担这样的风险,正想自己出来做点事情。他看我发展很快,一年多就从十几万的规模做到了二三十万,就提出跟我合作。股份他占30%,我占70%。

于是,我们在水贝村另外一个地方重建起了铁皮房,以前的客户主动借款给我,材料商提出预先给我提供材料,我们东山再起。但是后来又碰到深圳下大雨,我们的工厂比马路矮一大半截,导致很多产品被水淹了。那一年,我们不是遇到火灾就是遇到水灾,真的是水深火热。

第二次白手起家

当时,我们的产品还是给商场代销,但他们的利润远高于我们,所以我们就也想开个商场。那是1989年下半年,整个经济很萧条。深圳的展览中心也没人做展览,卷闸门经常都关着。因为开家具城需要较大空间,而那个地方有好几千平方米,后来我就租了其中的一块地方,开了南天家私商城,我和拍档各占50%的股份。

做了一年多,到1991年初,他主动提出要分家,他要商场,让我要工厂。因为商场发展前景很好,而工厂的地头和名字都是他的,既然他提出要分家,我就干脆工厂也不要了,自己出来。

当时我心里很难过,那几年我是硬熬过来的,经常通宵地赶工,就算后来请了工人,很多技术难关还是要亲自去突破。身边也没有人照顾我,20多岁时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我却经常饿肚子,身体变得不太好,精神状态也不好。

分家后,我在蔡屋围附近租了一间1000多平方米的厂房,带着以前的一些工人又重新做起来了。因为状态不好,想好好修整一段时间,我就给我大哥拿了十几万去布吉那边开了个小工厂。没过久,我又出来重新出来,并将工厂搬到了布吉。

1992年,我已将母亲接到了深圳,因为大哥和我都有工厂,母亲就两边跑。5月份是深圳多雨季,我大哥住在布吉那边,比较偏僻,一下雨就涨水,小河流、下水道经常不通。

我清楚地记得,那年5月7日那天我在东莞、顺德一带出差,突然听说母亲在我和大哥家之间的路上走丢了。我丢下手上的事情,立即赶回深圳,和家人到处寻找母亲。

这一找就找了3个月,我几乎什么事都没做,就到处找母亲。那时候,随便一个电话,说发现有长得像我母亲的人,我们就马上开车过去,最远的时候跑到了汕头、台山,但最终还是没有找到。

那时我的生意也是步履艰难。我搬到布吉以后,在龙岗大道附近的龙珠花园租了2000平方米的地方,准备做家具商场。记得那地方是大中华的地盘,我去找那儿的老板,他看我太年轻,开始不愿意租给我,让我先交10万块钱的定金。第二天我拿钱来了,才租下了3楼。当时我只是做沙发,但做商场得品类丰富,我就买了一辆小货车,经常去顺德、东莞采购商品。

母亲走丢了,我没心思打理商场,但它却花光了我所有的积蓄,而且还要每月交十几万的租金,外加水电费。后来连水电费都交不起了,只好把商场转给别人,自己专心做工厂。 

终于能出人头地

1992年,我搬到布吉白鸽笼京南工业区,专心做产品,才慢慢好起来了。1995年注册左右家私商标,目前我们公司有3000多名员工,去年市场销售总额达10多个亿。我也为家乡捐钱修路,建学校、卫生院,力所能及地做贡献。

曾经有段时间,我非常迷茫,自己已经有车有房,生活条件也很好了,为什么还要这么辛苦?后来上了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EMBA课程,又到清华中小企业家总裁班,进修了国学。一路下来,才慢慢想通,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单只是为了自己。如果只为我自己,我可以去游山玩水,但我不能够那样。如果每个人都只想着自己,那这个世界也不会好到哪里去。我希望我能够为国家和深圳出一份力,让我周围的人有更好的工作和生活。

我今年47岁,来深圳30年了,比在家乡待的时间还多13年。30年来,这个城市让我从一个辍学的少年变成了家具行业的领军人。什么叫“出人头地”?我想应该是这样:不仅自己摆脱贫穷,过上有车有房的舒适生活,还应该带动更多的人用双手去改善生活,创造幸福。所以,看着公司发展越来越好,我才觉得真正实现了“出人头地”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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